第二天一早，他在办公室里批阅基隆港那边送来的例行报告时，周莉莉的表妹并没有来。他在办公桌前等了将近一整个上午，窗外的太yAn从东边的楼缝里渐渐升到头顶。到了午休时间，他走到窗边，看见街对面那棵木麻h被风吹得叶片翻白。他等过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直到一周後的傍晚，警务处收发室送来的那封没有落款的信也没有任何人签收。
至於林曼萍的名字，他後来在美军顾问团的职员名册里翻过，那上面没有这个人，连一个姓林的文员都没有。
程慈航把那杯水喝完，把杯子放回竈台上。那一夜他没有再翻任何卷宗，也没有拆开那封信。他只是坐在书桌前，拿起一支烟又放下，在台灯下看着灯光落在桌面上那块被手肘磨得发亮的旧痕上——那是他在南京四区警局时留下的习惯，已经带到台北了。窗外的老榕树还在风里响着，碎碎的。
之後那些年里，每当程慈航路过中山北路三段时，偶尔会想起那个夜晚。军官俱乐部早已换了主人，墙上的彩灯拆了又装，装过几回新式的、更亮的。但那个冬夜里的舞曲、威士忌的余味、林曼萍指尖在他肩胛骨上画那个圈时留下的触感，以及马太太杯中那杯始终没有喝完的红茶，都像是那个冬天在台北的地基里留下的暗线。他後来再也没见过周笑莉，也没查到林曼萍的底细。
但那晚之後，他在台北遇到的第一桩难办的案子，牵涉到美军後勤系统的匿名举报，线索指向淡水河边那间废弃的旧仓库。他顺着一份断裂的船运记录追了两天，始终差一步m0不到核心。第三天傍晚，他坐在办公室里把那封没有封口的信拆开了。信封里是一张叠了两折的便签，纸角已经有些发脆，像是被放了许多天。马太太的钢笔字写得不大，但每一笔都落得很稳，只写了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还有一行话：「按这个地址去找，别从正门进。我住在中山北路四段。」他把便签看了两遍，折好放回信封里。那封信後来一直跟着他，从青田街的老屋搬到yAn明山的官邸，直到他退休後整理旧物时，才把它和那几张已经褪sE的货单复印件放在一起，锁进了一只铁皮箱的底层。他从没扔过它。
一天下午，程慈航在办公室批阅案卷时，一个穿灰sE中山装的中年人敲开了他的门，递上一封介绍信——信是h珍吾写的，措辞简洁而恳切。来人是吴司长的远房表弟，姓沈，在仁Ai路四段新落成的一栋花园洋房里住了大半年，最近发现家中几件祖传字画不翼而飞，怀疑是管家所为，苦於没有证据，便辗转托到了程慈航这里。
程慈航没有立刻答应。他看着那封介绍信，沈默了片刻，才擡起头问了一句：「仁Ai路四段，是哪一栋？」那人说了一个门牌号。程慈航把这个号码记在心里，然後把介绍信折好放进口袋，说：「我去看看。」
那天下午，程慈航第一次走进仁Ai路四段的公馆区。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沿着新生南路转进仁Ai路，越往东走，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就越整齐。那些新栽的梧桐树都还年轻，但每棵都被木桩撑着，浇水浇得很勤。围墙是水磨矮墙，墙头上攀着新种的藤蔓，门口挂着铜质的门牌。他经过几栋花园洋房时放慢了车速——那些红砖墙、黑瓦顶、落地窗前的小yAn台，像极了南京颐和路上吴司长家的那栋公馆。只是门前的灯柱换成了仿欧式的白玉兰灯，而不再是南京那种铸铁的旧式路灯。
他在那扇铜门前停下，按了门铃。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脸。他亮出证件，说自己是h厅长介绍来的。门开了。他沿着石径走进去，院子里有一棵刚移栽过来的老桂花树，还用麻绳绑着，墙角有一口青石井，井沿上刻着模糊的年份。他在那棵桂花树下站了片刻，嗅着南京的秋意，心里想的是，原来这座岛屿上也在建公馆。不是南京的公馆，是台北的公馆。但围墙、灯柱、桂花树、红砖墙——它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复现着南京的样子。
沈家的管家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已经在这户人家做了大半辈子，从南京跟到台北，忠厚勤勉，沈先生一家都信得过他。但程慈航没有急着下结论。他在客厅里坐了一盏茶的工夫，问了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字画平时放在哪里，谁有钥匙，沈先生最後一次见到是什麽时候。然後他站起来，走到书房那面挂画的墙前，踮起脚尖，伸手m0了m0画框上方的灰。灰尘落了他一手。他掸了掸，对沈先生说：「画是被人取下来的——不是偷。是有人想拿，又不敢拿。」
他回到青田街，在晚饭时对柳素贞提了一句：「沈家的字画不是被偷的。」柳素贞正在收拾碗筷，听到这话停了一下，说：「那是什麽？」程慈航说：「是有人不想让它们离开这栋房子。」柳素贞没有说话，把碗筷收进厨房，过了片刻才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明天我帮你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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