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韩语班，有一个天津同学，叫雪。雪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说一口天津话，和北京话有区别，听着蛮喜庆。雪是那种极洒脱的人，他几乎不在乎和同学关系远近，学习成绩好不好，自己有没有展露头角等等外在虚幻的事情。他只关注自己活得舒坦不舒坦，爽利不爽利，至于其他人对他有什么评价和感官，他好像天生迟钝。
有一次，在图书馆，我正在上网，雪走来，他用一块优盘下载相声听。说实在的，我很吃惊，我在成都没有看见过有专门听相声的人，那个时候郭德纲还没出名呢。这件事可见雪的潇洒和轻松，他就像一个每天听着相声，翘着腿，躺在躺椅上，手上揣一把紫砂茶壶的市井闲人一样，不太像是应该刻苦学习的留学生。
有一次，我和雪一起坐飞机回国，我们一起到北京，然后我转机回成都，他回天津。在机场，雪招手和我说再见，然后头也不回的走掉。雪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花架子，很实在，实在到有点赤裸裸的真实。雪从不表现自己有多么高大，正直，积极进取。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轻松，惬意，小国寡民。
我和雪一起吃饭，雪满脸不屑的说：“松就是一个伪君子！他就是一个伪君子，百分之百！”我不知道雪为什么要这么说，没看见他和松有什么矛盾呀。我看见雪的脸，一脸激愤，一脸嫌弃，似乎对松非常不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雪，那个时候，我和松还没有闹翻。雪的韩语成绩不大好，他下课几乎不看韩语书。一到上课的时候，就说这也搞不懂，那也搞不懂，最后来一句结论：“算了，管它的，反正搞不懂的太多。”
真正让我对雪印象深刻，是美国同学郎来之后。郎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意图用身体来撞我，很多同学都看见，我自己也大囧。毕竟在国外留学，被一个金发高鼻子的美国佬“攻击”，确实有点伤面子。第二天，我到教室来上课，气氛诡异，没人说话。郎自己也目不斜视的坐着不动弹，正在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冷处理之后。雪却突然发飙，当然，他不是对美国同学郎发飙，而是对我发飙。雪在郎面前，清晰的表明他的立场，他是站在郎一边的，所以他开始主动“进攻”我。那一刻，我几乎有点恍惚，我想不到本和这件事全然无关的雪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向一个没有来往的美国同学交“投名状”。
班上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甚至于第二天，日本同学牧竟然没来上课，理由是崴了脚。而郎似乎对雪的“投名状”并不感兴趣，他自始至终没有和雪说过一句话。班上另一个女同学理，不点名的骂雪是：“汉奸。”尴尬的气氛到达顶点。哪知道正在这个时候，郎却毫无征兆的消失了。一天早上，老师说：“郎回美国了，不会来了。”郎的消失就在雪向他“递投名状”的第三天。换句话说，雪的“投名状”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个笑话。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尴尬的是我，而不是雪，雪只是当一回下里巴人，而我变成一个异类，一个受大众攻击的倒霉蛋。随着郎的消失，这件事再没有人提起。但伴随着我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到底变成一个“好人”，一个“好人”注定是要被张三李四王麻子联手攻击的，人世的规矩如此，更改不得。中国如此，美国如此，日本也同样如此，雪教我一个乖，“好人”当不得，做“坏人”才是王道。
我和雪当然没有再有过来往，但我常常想起，有一次我和雪一起坐地铁的情形。我指着窗外的一个地铁站牌说：“雪，那不就是你的韩语名字吗？”雪一脸讪笑的说：“这都被你发现了。”我觉得雪没有那么坏，他只是很真实，他做了一件很多人都在做，但不敢露形的事。雪的真实让我清楚的知道他是一个“真小人”，但到底“真小人”更可爱还是“伪君子”更值得尊重，我要好好想想。
如果说雪“坏”得有点滑稽，那告简直就是逆天了。告是东北一个小城市的高中毕业生，朝鲜族，个子矮小，看过他的人都说他长得像韩国人。我到北京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告，我们住在一个宿舍，床对着床。刚开始，告还叫我：“哥，哥”的，但随着他感觉到这个“哥”有点懦弱，有点跟不上时代，告的态度很快转变。告开始对我居高临下，说话很不客气，常常冒犯。告有一次得意的对我说：“本来就应该这样。”本来就应该怎样？告的心中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后来，我到底发现点告的心中思量，他对“恶”的人似乎特别尊敬，尊敬到近乎恭顺，但对一个看起来“善”的人，往往小视，小视到视如泥土。告身上有种让我吃惊的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告这样赤裸的皈依“恶”的人。其实，我和告之间并无矛盾，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但他好像直觉般的把我视为他的敌人，常常打压，这让我郁闷不已。
到韩国后，一天在图书馆，我正在上网。告阴恻恻的朝我走来，我以为告有什么事情，我还想和他开个玩笑来着。告突然毫无来由的蹬我一脚，气势嚣张，好像在说：“早该这样，等到今日。”我彻底晕菜，告到底要做什么？告得意洋洋的走开，好像一个打胜仗的英雄，我并没有和他当场起冲突。回到宿舍，我本想把今天告的所作所为讲给其他同学听，哪知告已经恶人先告状，他做出一副委委屈屈的样子，仿佛是我蹬他一脚，而不是他蹬我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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