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多云天气，晨雾在上午十点左右散去，阳光时隐时现。几个被临时从杜兰家叫来帮忙的仆人在室内收拾，路易莎带着大家洗刷地板，收拾家具，清理多到可怕的鲜花。大厨房的炉灶升起火，开始煮绷带。只有奥诺雷被医生撵去室外，让他抽根雪茄，冷静冷静再回来。
然而他恰好是个不抽烟的人，只能先在室外散散步，顺着雪松环绕的鹅卵石小路焦躁地走上几圈。作为军人，对阵亡、报丧这些事当然很熟悉，但每次在亲属的悲痛面前总是很难做到毫不动容。何况这是加迪尔·普瓦提埃，除了没有血缘，和他亲兄弟并没有什么区别。他站在楼下看向主卧室的露台，觉得心里发空，又想到二十多年前自己也是这么被撵出母亲的病房，再被叫回去时已经于事无补，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得回去看看。”他这么对自己说，然后跑着上了二楼，不由分说地推开靠南的主卧室门。
伯恩先生是个和善的老人，做梅西耶家的医生已经六年，奥诺雷对他很熟悉，进门以后先打声招呼。医生头也不抬地答应着，继续在卧室南窗前的小书桌上写医嘱，他的助手跪在矮凳上给加迪尔清创。奥诺雷走到床前，先犹豫地碰了碰捆住病人的长布绳，刚想问“能不能别捆着他”，然后被年轻助手瞪得立刻改口：“我能给他擦汗吧？”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去隔壁盥洗室打湿自己的手帕，站在床的另一侧小心擦拭加迪尔脸上的汗珠，避开所有细碎的伤口。因为镇静剂的作用，加迪尔现在睡着了，被柳叶刀刮着左腿上化脓的伤口时疼得瑟缩，但醒不过来。他脖子上还黏着几缕湿漉漉的深色金发，现在被奥诺雷仔细捋开，再把头发上沾染的血水一同擦干净。
他专注得甚至没听见医生在房间另一头的问话，第二遍时才抬起头：“怎么？您说什么？”
“我问，您知不知道普瓦提埃先生还有什么亲戚？在外省也不要紧。”老人提高嗓门说。这个话题其实有点敏感，奥诺雷想了想，为了避免加迪尔听见，他走到医生面前小声说：“没有了，他没有血缘亲属在世。”对方立刻露出同情的神色，但还是继续问：“那普瓦提埃夫人的母家呢？”“有，但是关系非常差，您是知道的，为什么忽然这么问？”
这次轮到伯恩医生示意他“出去说”。两人关上卧室门，站在走廊里打算详谈。奥诺雷像所有病人家属一样容易紧张，以为他要下病危通知，还没开口背上已经冒出一层冷汗。
“您长期在军队，在外省，可能不知道巴黎市政厅的命令。”伯恩医生露出为难的表情，说出这句开场白。奥诺雷听了反而放心，至少这不是病危通知的语气。
“市政厅在今年一月刚重申过，执业医师如果发现精神错乱的病人，同时没有亲属照料的，有义务向本区的治安官通报，视情况送去兰德斯疗养所。昨天我收到您的信，已经来看过普瓦提埃先生，他那时就有谵妄症状，今天发作得更严重，自残倾向需要精神专门科的医师来处理。”
话说到这里，奥诺雷终于明白医生的意思，他扬起眉毛看着对方，不可思议地说：“您不能……”“我明白，但是杜兰先生，您得尊重我的职责。”老人打断他。
真是出乎意料的消息。奥诺雷转身朝窗口走了两步，又转回来，他不想对老医生发怒，又不想让房间里的加迪尔听见，忍耐半天才尽可能平和地说：“请讲讲道理，一个人死了妻子，他心里难过，神志有点恍惚，这很正常，怎么就要被送进疯人院？”
“不是那种老式的疯人院，杜兰先生，民众总是对精神疾病的疗养所有误会，现在的疗养所已经很先进了，建在温泉区，风景和设施都很……”伯恩医生被他反问得不乐意了，开始絮絮叨叨地描述临床精神病学在18世纪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善，但他说到一半，被忍无可忍的奥诺雷打断了话头。
“您听我说，伯恩医生，您是位德高望重的医师，也是位守法公民，这很好，但是我不会让您把加迪尔拖进疯人院，您明白吗？不会。”
从早晨到现在，一整个上午的烦闷找到了出口，奥诺雷站在伯恩医生面前，以一种暴怒之后格外冷静的态度对他说：“我不必告诉您加迪尔是我最老的朋友，格勒诺布尔的同学，阿尔卑斯军团的同僚，已经有二十五年的交情。不必告诉您他曾经从土伦前线折返，冒着违反军纪的危险，从埃吉利耶特炮垒里救了我的命。也不必告诉您他这个人性格温和，天分很高，只是运气太差。我想我也不用吹嘘自己的职位和权力，这些都不重要。但是请您注意，现在不会有人比我更关心他的健康和名誉，我也不会允许任何损害他的事情发生，您听懂了吗？”
老医生被吓得愣住，但还是嗫嚅着问：“那他没有亲属了……谁来照管他？”奥诺雷懒得回答，转身朝卧室走去，进门以后径直来到床边，摸了摸加迪尔苍白的额头。
“有点低烧。”他喃喃自语，然后对处理完伤口，正在收拾器材的医师助手说：“请您出去以后叫勒布朗中尉上楼见我，带一杯稀释的热羊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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