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你们可能在系办看到传单，也可能听说了谁谁谁在宿舍举办了讨论会。你们来这堂课，不只是为了学分，我知道的。」
讲台下，有些人微微低头，有些眼神反而更加专注。
「这几天，有不少同学寄信到系办，也有人直接在走廊堵我，问我：老师，学校会不会跟进？老师，我们能不能去台北？老师，我们这一代是不是该站出来？」
他缓缓走下讲台，走到第一排学生中间。他不是个擅长煽动的人，也从不大声演讲。他说话总是沉稳，像深井中的水，但这样的语气此刻却更让人屏息。
「我不会告诉你们该怎麽做。我不是运动领袖，也不是政党g部，我只是一个在这座岛上活过四十年的人。我能做的，是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一代，是怎麽失去说话的权利的。」
他停了一下，望向角落那些站着的学生。他们或许才大一大二，还没参加过任何公投、还不清楚戡乱时期到底在宪法上是什麽样的怪物。但他知道，这些孩子已经隐隐察觉，那是一道该被推倒的墙。
「我十八岁那年，读大一，有个朋友只是影印了某本外文期刊，就被调查局找去谈话。那年冬天，他在海边溺水而亡。
两年後，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因为在讲座上问了一句：为什麽我们的报纸头版都写一样的东西？三天内就被调职，删聘，搬家，消失。
他的名字从教师名册上被涂掉，也从市话簿里消失。他的nV儿後来上大学，学校发现她是那个人的nV儿，不让她参加学生自治组织。」
他转身回到讲台，取下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
沉默。
「沉默，不只是压迫者的武器，它更是一种习惯。这座岛屿沉默太久了，我们习惯了不问、不说、不想改变。现实主义，其实只是怕Si的另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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