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田赋是定额，随后根据百姓的上、中、下三户身份平均分配定额的田赋。
这样的好处是从纸面来看，百姓的负担都不大，但坏处就是一旦执行起来会有许多可以偷奸耍滑的地方。
把上等水田改为旱田，把上户身份改为下户都是小儿科了，过分些的直接把上等水田改为山地，甚至伙同地方官员，勾结他们把本该属于自己头上的赋税转嫁给毫无背景的平头百姓。
站在朱高煦的角度，他是希望不要弄得太繁琐，而是一刀砍下，直接定为十赋一。
但是治理国家不能凭借个人想法，还得根据现实情况来进行更改。
田赋十赋一、商税十税一的政策已经在山东施行了，可由于官员数量不足，永乐元年的山东税收情况并不如朱高煦预想的那么乐观。
朱高煦翻到了代表山东的那一页，其中写了许多关于山东的税收，由于朱高煦废除了山东的杂项税收，因此整页纸上十分干净简短。
【山东布政使司有田五千七百四十六万二百余三十七亩六分地，实缴田赋四百五十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七石半，商税三十六万四千七百二十五贯三钱四厘。】
今年山东缴纳了四百五十二余石税粮，相比较洪武年间二百八十五万的税粮，直接增加了一百六十七万石。
看上去百姓的负担加重了，但实际上是减轻了，因为山东并没有进行徭役，也没有征收各类人丁丝绢的杂项，只保持了在各县城门收取的商税，数目也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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