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尴尬的是我，而不是雪，雪只是当一回下里巴人，而我变成一个异类，一个受大众攻击的倒霉蛋。随着郎的消失，这件事再没有人提起。但伴随着我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到底变成一个“好人”，一个“好人”注定是要被张三李四王麻子联手攻击的，人世的规矩如此，更改不得。中国如此，美国如此，日本也同样如此，雪教我一个乖，“好人”当不得，做“坏人”才是王道。
我和雪当然没有再有过来往，但我常常想起，有一次我和雪一起坐地铁的情形。我指着窗外的一个地铁站牌说：“雪，那不就是你的韩语名字吗？”雪一脸讪笑的说：“这都被你发现了。”我觉得雪没有那么坏，他只是很真实，他做了一件很多人都在做，但不敢露形的事。雪的真实让我清楚的知道他是一个“真小人”，但到底“真小人”更可爱还是“伪君子”更值得尊重，我要好好想想。
如果说雪“坏”得有点滑稽，那告简直就是逆天了。告是东北一个小城市的高中毕业生，朝鲜族，个子矮小，看过他的人都说他长得像韩国人。我到北京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告，我们住在一个宿舍，床对着床。刚开始，告还叫我：“哥，哥”的，但随着他感觉到这个“哥”有点懦弱，有点跟不上时代，告的态度很快转变。告开始对我居高临下，说话很不客气，常常冒犯。告有一次得意的对我说：“本来就应该这样。”本来就应该怎样？告的心中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后来，我到底发现点告的心中思量，他对“恶”的人似乎特别尊敬，尊敬到近乎恭顺，但对一个看起来“善”的人，往往小视，小视到视如泥土。告身上有种让我吃惊的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告这样赤裸的皈依“恶”的人。其实，我和告之间并无矛盾，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但他好像直觉般的把我视为他的敌人，常常打压，这让我郁闷不已。
到韩国后，一天在图书馆，我正在上网。告阴恻恻的朝我走来，我以为告有什么事情，我还想和他开个玩笑来着。告突然毫无来由的蹬我一脚，气势嚣张，好像在说：“早该这样，等到今日。”我彻底晕菜，告到底要做什么？告得意洋洋的走开，好像一个打胜仗的英雄，我并没有和他当场起冲突。回到宿舍，我本想把今天告的所作所为讲给其他同学听，哪知告已经恶人先告状，他做出一副委委屈屈的样子，仿佛是我蹬他一脚，而不是他蹬我一脚。
但告也不是完全趋向负面，比如他对另一个同学伟，就很好。伟只是表面咋咋呼呼，骨子里并非恶人，他和告就很契合。我们一起去参观博物馆，告把伟的一个大包嘿呀嘿呀的背着，像个小跟班，更形象说像跟着唐吉诃德的桑丘。堂吉诃德在前面大摇大摆的走，桑丘在后面亦步亦趋，任劳任怨。我觉得我和告就好像两只卡子，相互的棱角没有对位，怎么卡也卡不进去。但只要找到对的角度和方法，说不定我和告也可以“啪”一下，扣在一起。
一次，雪问我：“告家里做什么的？”我老实告诉雪：“告爸爸是他们当地的宗教局长。”雪噗呲一笑：“宗教局长？没搞，没搞。”我也有点怀疑，以告的现实和老练，他爸爸怎么会是宗教局长呢？他爸爸领导的宗教会是个什么模样？再想下去，有点幽默的意味。
我不太想把告归入“坏人”那一类，因为告其实只是个孩子，他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满十八岁。告是一个人格气质和我差别巨大的人，但他还有很大的可塑空间，他的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告不太像一个犯罪分子，他像一个小混混，流连在混沌人间，染一身烟火气。我希望告好好生活，他应该可以活得更好，他应该可以活得更有意义。
我上初中的时候，班里来一个新同学，叫降。降的面部特征很明显，他的上嘴唇有一道缝合线，降是一个兔唇宝宝。班里有些不老实的同学就给降取个外号叫“豁豁”，意即“豁嘴”。我觉得这样拿外貌给同学取不雅的外号很不好，所以我只叫降的大名，从不叫他的外号。降刚来我们班特别老实，别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此还受其他同学欺负，但降表面上总是快快乐乐的，看不出哀愁。
后来我听说一件让人不舒服的事，据说我们班的星同学在降洗澡的时候，用绳子把降的下体栓起来，牵着走，像牵一条小狗。当然后面还有其他事，不止这一件。降到底忍不住，跑到角落里哭泣，被老师发现，降哭着对老师说：“我害怕。”老师当时就气懵，第二天开班会，大发雷霆，当着全班宣布，以后谁再叫降的外号，再欺负降就是和老师过不去。班会后，降还是微笑如初，感觉不到什么伤悲，他的性格是柔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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