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刻意的去拍乡土戏，只是这几本原著背景都在乡土社会，刚巧都被我赶上。
其实我的作品主题一直在变化，《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表达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
以前可能更抽象一点，秋菊我是用纪实片手法来拍，关注一个农村妇女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与现代法治的一些融合与冲突。
我挺想拍一部好的都市片，可惜没遇到满意的剧本。”
“可有观众反应，说某些导演喜欢把中国丑陋的东西给外国人看，以便拿奖。”
啧！
张国师瞬间严肃，谨慎道：“首先它不丑陋。就像秋菊，底层的农村妇女，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村长和长辈就是法，就是道理。
当一个弱者受到侵害，想用法律武器维护尊严，自然会产生冲突。
这种冲突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真实状态，怎么能叫丑陋呢？我不拍，它就不存在么？那不是自欺欺人么？”
“这种改变有缘由么？”
“对，我拍完大红灯笼之后，有很多反思，尤其看侯孝贤、杨德昌那些导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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